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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俏彬:監管措施要進一步加強,減管制、減稅迫在眉睫

欄目:財經    發布時間:2018-07-24 14:10

7月21日,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馮俏彬教授在“2018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圍繞“新經濟與財稅治理創新”進行演講。她表示,中國目前處于技術、經濟、社會、政治與國際關系周期的互動轉換過程中。中國目前遇到的一系列麻煩的根子在于技術衰退所導致的經濟衰退。

“要想中國在世界新形勢下不受制于人,我認為可以實行雙減政策,一個是減管制,一個是減稅。”馮俏彬說,近年來,政府在監管的認識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具體的措施上還要進一步加強。

在稅收方面,她認為,第一,中國的稅收制度轉型的方向是沒有錯的,要完成從間接稅為主到直接稅為主轉化,簡單地說就是“稅收向后轉”,即給企業減稅的同時,由居民、家庭和個人所承擔的稅負要適當地增加。第二,稅負的整體水平要適度下降。第三,涉及到政策的制定過程要公開討論。

馮俏彬:監管措施要進一步加強,減管制、減稅迫在眉睫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在深化改革開放中,核心問題是要找準在新形勢下我們的比較優勢。結合今天會議的要求,我認為體現應在新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上。眾所周知,最近幾年中國的數字經濟和新經濟領域發展的勢頭非常喜人。我本人在前一段時間因工作關系調研了一些互聯網企業。我們走下來以后,我深深地感到,有一些問題如果坐在屋子里討論,真的是討論不出來一個結果,悲觀的情緒只會越來越重。但如果我們走到實體經濟中,尤其是走到這些互聯網企業中,我們可以感到勃勃生機、感到希望、感到活力。

在新供給以前的歷次研討中,我本人也講過一個觀點,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沒有取得成效、取得成效怎么樣,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實體經濟的振興,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新經濟的發展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思考怎么通過政府的努力為新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

如果我們新經濟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的高度,這有沒有可能使我們在下一步的發展中取得相對于美國的比較優勢。現在看,數字經濟正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是我們擅長的范圍,而且在這個領域,美國很難制住我們。

我的題目是新經濟與財稅治理創新,除了財稅,還要談一些關于政府治理創新的問題。由于時間關系,有些概念性的東西就不講了。總之,現在我們國家新經濟發展的勢頭是世界第二,跟其他方面在全球的排名也差不多,互聯網經濟白皮書、數字經濟報告這些材料中公布的信息,我們基本上都處于世界第二。

現在每個行業都在想怎么樣和互聯網經濟結合,譚總剛才做了很好的解釋,大家都在想要聯網、觸網,而且我們確實看到,只要企業數據、把互聯網作為一種要素、一種基礎設施組合到自己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這個企業的增長速度是讓人非常驚訝的,動輒就是百分之幾十的增長,和傳統行業完全不一樣。

所以,從這些方面,我國數字經濟目前發展態勢很好,發展基礎也很好。怎么理解這個事情?從理論上來講,大家現在都說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放在長周期的理論框架下,實質還是一個技術的問題,非常明顯地看到我們實際上處于周期互動轉換過程中,第一是技術周期,第二是經濟周期,第三是社會周期,第四是政治周期,第五就是國際關系周期。

大家現在對國際形勢、國內形勢產生的很多憂慮,都跟長周期現象有非常密切的關聯。總體上來講,處于這樣一個周期轉換點上,在外交上、在國際關系上遇到的許多麻煩,回過頭來都會發現問題的根子是技術衰退所導致的經濟衰退。

所以,技術衰退就是最重要的牛鼻子和“綱”“領”,要解決當下問題,回過頭來還得從技術進步上著手解決。所以技術進步同,具體表現為數字經濟,對中國當下的發展意義及至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穩定都非常重要。

怎樣鼓勵數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使我們在能夠取得在新形勢下世界經濟格局當中不受制于人的比較優勢?我認為,可回到新供給以前講的“八雙五并重”當中的一個策略,即“雙減”:一個是減管制,一個是減稅。在新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的一些障礙往往是體現在我們政府對新經濟監管方面。

總體上來講,經過去年、前年的討論,政府監管的認識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現在的問題在什么地方?我發現,在新經濟的發展與舊的模式之間發生一些沖突的時候,各方面很容易回到舊的狀態當中,網約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另外,我還注意到無論是從菜鳥、順豐,京東等來看,人工智能確實正在替代人工,這帶來一個大家憂慮非常深的問題,即會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這種對就業的憂慮反過來會促使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讓新經濟的發展放慢腳步,但是這種放慢恰恰又是和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方向是有所違背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怎么對經濟系統多一些系統性、網絡的、前后環節相連的一些認識并發展出相應的理論,的確有很大的思考余地。所以,盡管在政府監管新經濟方面的認識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具體的措施上還要進一步的加強。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在當下放松政府管制對新經濟發展的意義?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前幾年經濟下行的過程中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就業出現問題,但2013年之后到現在,大家看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新增就業崗位這一項,每年都是超額完成任務。比如上年計劃是一千萬,它可能在下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可能是1200萬或者1300萬,而這同時伴隨2013年以來我國經濟速度的連下臺階。

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我國并沒有出現大的就業問題。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個人特別認可的一條改革,是工商部門為主推動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改變了經商注冊辦公司的門檻條件或者取消它的門檻條件,就業就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的態勢。據說在有些時候,一天新注冊登記的公司可以達到一萬家以上!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水平?這一萬家公司說明勞動者實現了自我雇傭,不再找政府而是找市場,從短期上來講是解決了就業問題,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講,則是給每一個青年人追尋夢想的機會和可能。

所以,這個角度上看,不僅是現在、而且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趨勢就是政府放松了對經濟社會的管制,政府后退一分,市場的活力就增加了十分。這一條應當是十分明顯的。今后在放松管制上,我覺得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當然同時也要同步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我要談的另一個“減”是減稅。在新供給的論壇上,我講過很多次關于減稅的問題。最近減稅又突然特別熱鬧,這當然是各方面受到了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刺激。對此怎么看?我想在這個地方再次重申我對于減稅問題的基本看法。

第一,中國的稅收制度轉型的方向是沒有錯的,就是要從間接稅為主到直接稅為主轉化,簡單地說就是“稅收向后轉”,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個社會大生產四個環節中,處于前端的生產、交換環節,也就是企業創造財富的環節,稅收要降下來,以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效率,增加社會總財富。但是在后端即分配、消費、收入這些環節,稅收則要增加上去,以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差距。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給企業減稅,但是同時由居民家庭和個人所承擔的稅負要適當地增加。當然這個增加有一個人群的分布問題。比如近期個人所得稅改革當中,重點之一是要解決高收入階層的征稅問題。

第二,稅負的水平上要適度下降。經濟學上有個著名的拉弗曲線,表明稅率高并不一定能帶來最大的稅收,這主要是因為稅基會變化。當下,降低稅負的整體水平特別重要,一是現在財政收入大幅上升已經給社會帶來的強烈刺激,但說實在的這種情況并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實際上早在前一兩年已經出現了,只是不像今天這樣引人注目而已。

二是前幾日公布國地稅的合并方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國地稅合并到位之后,社會保險、政府性基金、非稅收入要按照“成熟一批、轉交一批”的原則交由稅務部門征管。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以后的征管力度還會大大加強。所以,在征管技術和征管水平大上升的情況下,如果不把原來偏高的名義稅率降下來,那就意味著稅收收入還會增加,社會負擔還會加重。降低稅(費)率水平,已經迫在眉睫。

第三,涉及到政策的制定過程要公開開放討論。我們也注意到,最近圍繞著財政的報表看不懂、政策制定過程不公開,各方面有很多批評意見,這個是以后需要進一步改進的。但同時,也要看這當中的深層次問題,是對各方面意見如何整合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以后幾十年當中,都還待解的一個難題。。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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